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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旗帜在空中飘

绝世遗风2019-01-14 06:20:27

明天寒流将至,遗产君不想谈煤改气的伟大战略,不想谈跑步取暖,不想谈用爱发电。本文不谈时政,只想谈点对于环保的思考。

整个20世纪下半叶,是环保主义风行全球的时代。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对当时滥用DDT等杀虫剂的问题进行了披露,使大量的公众开始关注环境领域,公众环保的序幕就此拉开。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强调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由于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将在几十年内消耗殆尽,人类社会的增长将戛然而止。《增长的极限》出版后的第二年,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发达国家对于能源短缺的恐慌,让该书观点迅速深入人心。

往后展开,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2005《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国际社会进入实质性减排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阶段,通过限制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阻止全球变暖的趋势。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国际社会按部就班地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不断细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并督促各国履行职责。2010《名古屋议定书》出台,要求在2020年之前,各国陆地生物资源保护区应达陆地总面积的17%、海洋总面积的10%,并大幅度增加用于生物资源保护的政府及民间资金,这就是所谓的“爱知目标”。

半个世纪以来,环保已经从少数学者疾呼的理想主义口号,变成了深刻影响全世界的运动,上至国家政策,下至柴米油盐,都被从那些“议定书”中延伸出来的各种“环保触手”拨动,概莫能外。

环保是政策,是法律,是时尚,是道德,是飘扬在全球上空的正能量大旗。

环保是天使的乐园,也是魔鬼的巢穴。

DDT具有阻止疟疾和伤寒流行的神奇功能,就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后那段时期,DDT通过杀死人居环境中的致病蚊虫,拯救了全球最贫穷地区大约5亿人的生命,该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计算。

DDT对人类社会健康的功劳实际上远远大于它带来的负面影响——DDT积累在动物肝脏中,让少量的肉食类猛禽有灭绝的危险。而全球禁用DDT,曾经让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和其他许多贫穷国家的疟疾死灰复燃。

罗马俱乐部关于矿产、能源到20世纪末大量枯竭的预言,早已不攻自破。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种重要或不重要的矿产用光了,至于能源,今天的产油国头疼的不是没有石油了,而是石油卖不上价了!

列举以上两例,并非要和几十年来环保主义的“历史潮流”唱反调,而是想要问一句,在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复杂性的认知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设定并强推各种环保指标,真的好吗?

生物多样性恰好是体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最好样本。不十分严谨地说,生物多样性的本质是“基因”的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本质上是因为,目前我们对基因的有限知识和海量基因及其复杂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亿万年来,地球生命产生了海量的突变基因,这些基因经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大清洗,留下来的基因构成了现代生物的总基因库,构成了今天的生物多样性面貌。即使对于一个生物的基因组来说,各个基因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更不用说整个生物界的海量基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由于目前的科学能力还无法诠释每个基因的作用,以及基因之间的关系,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是必要的,因为生物的各种基因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潜在利用价值。

某种植物的基因可能会让粮食大幅增产;某种动物的基因可能会治疗人类的某种疾病……虽然这些利用价值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这种假设符合生物学的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基因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物种多样性乃至生态系统多样性,将给人类带来利益

魔鬼在细节里隐藏,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魔鬼也伏身细节之中。几十年来的探索让科学界认识到,仅仅针对某些物种的保护是不够的,因为物种存活在生态系统之中。

美国生物学家E·O·威尔森曾说过:“假如你砍掉一座森林,尤其是一座古老的森林,你不仅仅是除掉了许多大树和一些在树冠上飞翔的鸟。你完整地消灭了数平方英里内的许多物种,有可能上万种物种。许多这些物种我们还根本不知道。至今为止科学对许多物种,比如真菌、微生物和许多昆虫,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无疑非常重要的作用还不很清楚。

他还说:“我们必须放弃现在的一种迷信:我们只要在哪里保存一小部分老的生态环境,就可以在其它地方干我们所想干的任何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错误的见解。

这些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应该构筑起了IUCN新近所推广的“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的科学根基。

正如前面所言,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也超出了环保主义先驱们的预料。包括世界遗产地在内的各种自然保护地的设立和发展,无可避免地与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因为说到底,人类并不仅仅需要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利益,以及优美的保护地风光,人类也需要其他各种经济利益。

当各种环保“议定书”给世界各国设定了强制性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者并不仅仅要面对诸如罗马俱乐部所犯的科学错误风险,还可能会面对损害人类社会其他利益的风险,受损的其他利益也即经济学家常说的“外部性”代价。为了一些猛禽的延续而让大量贫穷国家的人健康受损甚至丧失生命,类似这样的做法与环保的初衷——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本文原载《世界遗产》杂志2015.04,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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